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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正正的一生 绵绵无尽的怀念*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18日 16:5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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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3年和老杨结婚,相伴相随30多年。在我的记忆中,老杨总是很忙,上班、出差、下部队,属于我俩的时间很少。家里常年放着两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一个装满了衣服、鞋子和生活用品,另一个装满了书籍和办公用品。这些都是老杨出差时必备的。他每次出差回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包重新整理一遍,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发。如今,这两个包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每当看见这两个包,老杨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老杨当旅长那几年,整天忙碌在外,很少回家,偶尔回趟家也是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我想,他当旅长要干的事很多,肯定要多辛苦点。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他变得更忙了。1995年底,老杨当了基地副司令员。他还是成天跑部队,和官兵们一起摸爬滚打。有天晚上,他刚进家门,连鞋也没脱就躺在沙发上,衣服湿漉漉的,浑身直打哆嗦。我问他怎么啦,他说和战士们在水里挖了一天的光缆沟。我又心疼又生气,端来热水给他洗脚,看到他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埋怨他那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命。他却说:“你要知道,带兵就是带士气,领导不带头哪来的士气!” 

老杨担任基地司令员后,操心的事更多,身体也更差了。2000年6月,他做了心脏手术,安装了起搏器。回家的第二天就上班,忙起来不仅忘了吃药,有时连饭也忘了吃。我不得不提醒他,说:“老杨,你刚做过大手术,身体不如以前,别把自己不当回事!”他拍着胸脯说:“没事,我的心脏增加了新的动力,现在是50多岁的人,30多岁的心脏!”就这样,他仍然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2002年的下半年,老杨出现了腹胀、厌食、头晕等症状,有时上楼都胸闷气喘,特别吃力。医生多次建议他到大医院检查一下,说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样下去会出事的。他却说:“有本钱就要干革命,不然要本钱有啥用?”我也经常催他去医院,他嘴上说“我一定去”,却因工作忙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11月,他在长沙学习时,突然昏倒在课堂上。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患了癌症,而且已经接近晚期。

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整体忙碌的老杨竟然扛着这么重的病。那段日子,我一直为他身体担忧。可躺在病床上的老杨,仍然是那么乐观、坚强、自信,反而开导我说:“我的命很大,工作还没有干完,马克思是不会收留我的。”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天天缠着医生要求出院。2004年春节前夕出院那天,我把医嘱递给她,他一看“全休”两个字,就急了:“谁说不能工作?我就不信!”返回基地没几天,他就上班了。那天早上,天气非常冷,他裹着棉大衣要出门。我忍不住劝他:“老杨,你都病成这个样子,就别去了。”他却说:“部队这么忙,大事这么多,我躺不住呀!”说完,在战士的搀扶下离开了家。站在门口,我望着他走走停停、摇摇晃晃、慢慢远去的身影,心都要碎了。战士后来告诉我,不足300米的路程,他竟然走了20多分钟。

老杨历来把工作看得很重,对物质生活却看得很淡,从不讲究。我们家的家具基本上都是“老古董”,睡的床是四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30多年前,他在团里当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打做的;餐桌、柜子是他当处长时自制的,沙发是他当旅长时买的,电视机也用了10多年。1996年,我们家搬到了军职楼。我想借此机会添置一些家具、电器,可老杨只让把房间简单地粉刷了一下,什么也没让买。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原来的窗帘洗完后缩水,短了一截,便对他说:“怎么也得换个窗帘吧,好歹增加点喜庆气氛!”可他却让我买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接上,继续使用。2004年春节期间,驻地市领导要专程到家里看望老杨,机关的同志感到我们家实在太简陋,就背着他买了4把新椅子放在我家客厅里,客人一走,他立即让人把椅子还给机关。

杨业功和妻子在一起。

杨业功和妻子在一起。

老杨一生简朴,有些事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在衣着上,一件腈纶秋衣穿了18年还舍不得扔,几条旧衬裤穿的时间太长,松紧带已经没了弹性,我说扔了擦地用,他却让我换根松紧带又穿到了身上,说这些旧衣服又贴身又舒服。2003年3月,老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到北京开会。我想给他买一套西服,几次拉着他去商场,可挑来挑去,他总是看不顺眼。我知道他的心思,就是不想买。我对他说:“老杨,要说你的官也不小了,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也得有点形象,浑身上下连个名牌也没有,多寒酸!”他脸色一沉:“谁说领导干部非得穿名牌?穿名牌就有形象了?朴朴实实形象才好呢。”直到去世,老杨也没穿过一件像模像样的便装。

老杨自己十分节俭,但对别人充满爱心,慷慨大方。那年,他在沈阳做手术,专程到雷锋纪念馆瞻仰,把身上仅有的500元全部捐给了纪念馆。有一个叫宋特伟的孩子,因家庭困难而辍学,老杨知道后,一次就寄去3000元。就在老杨去世前两个月,他还特意嘱咐我,再给宋特伟寄去1000元。几年前,老杨的高中母校举办校庆,向他募捐,原以为他当司令员,可以从公款中拿出这笔钱,但老杨却从我们家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捐给了母校。

杨业功手书《公仆铭》。

杨业功手书《公仆铭》。

老杨很喜欢他写的《公仆铭》:“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以德馨。”他说到做到。当旅长时,他写的“携礼莫入”四个字帖在门上。当时我有些担心:“你这么做,别人会不会反感?万一哪件事没做好,岂不让人家笑话!”他说:“我这是警示他人,更是约束自己,既然敢贴出来,我就做得到!”有个干部跟我们是老乡,在副团岗位上干了4年,年龄不小了,很想提拔一下,便拿了一个“红包”来到家里。刚放在茶几上,老杨就火了,生气地说:“有能力不用送,没能力送也没用!”老杨认真地对我说:“拿了红包我的腰杆就不硬了,你见过哪个贪官能打胜仗?”老杨喜欢书法,平时常用旧报纸练字。一个干部便买了一些宣纸送给他,老杨说:“练字本来就是练心境的,我用了你的宣纸,可就写不出好字啦。”事后,我对老杨说:“不就是几张宣纸吗?这点小事还这么认真,你就不怕将来连个人缘都没了?”他一脸严肃地说:“你懂啥?谁说这是小事?别人给你送东西,那是在试探你为官做人的底线,我决不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

1987年10月,杨业功任旅长的当天,就在自家的门楣上贴上“携礼莫入”字幅。

1987年10月,杨业功任旅长的当天,就在自家的门楣上贴上“携礼莫入”字幅。

不了解老杨的人,也许会觉得他缺少人情味。其实,老杨很讲感情,待人很真诚,十分疼爱官兵和我们这个家。逢年过节,连队要贴对联,老杨亲自去写,和战士们一起把节日过得热热闹闹的。干部结婚生孩子、搬新房,他就送上一副字表示祝贺。老杨在家是长子,也是孝子。他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是农村妇女,从小就给了他无私的关爱和教育。他经常念叨,一定要抽时间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尽尽孝心,让老人家享享清福。由于工作一直很忙,他这个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2003年2月的一天,他父亲突发脑血栓去世。老杨十分悲痛,连夜赶回老家。面对父亲的遗容,他哭倒在地,长跪不起。对我和孩子,老杨也是充满深情。2000年6月,我心动过缓到北京做手术,当时老杨正在北京开会,只能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赶到医院陪我。手术那天早晨6点,我刚醒来,他已经坐在我的床边,又亲自把我推到手术室。这些年来,我和老杨聚少离多,更没有想到,我们一家人真正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竟是在医院里。

2004年7月1日,老杨的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嘴边,希望听到他对我、对家人、特别是对他年迈的母亲有什么交代,但他断断续续说的是:“一二一”“出发”。第二天凌晨3时50分,老杨停止了呼吸,我大声地喊:“老杨,你醒醒,你醒醒呀!” 可他再也听不见了。

老杨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没有对家人和后事交待半句。我们不埋怨他,因为他不仅属于我们家人,更属于他热爱的部队和追求的事业;他虽然还有很多未竟的心愿,但他做到了把毕生的精力和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作为妻子,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和孩子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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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杨业功的妻子杨玉珍。

【延伸阅读】

《优秀领导干部先进事迹选编》

责任编辑: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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