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3年和老杨结婚，相伴相随30多年。在我的记忆中，老杨总是很忙，上班、出差、下部队，属于我俩的时间很少。家里常年放着两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一个装满了衣服、鞋子和生活用品，另一个装满了书籍和办公用品。这些都是老杨出差时必备的。他每次出差回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包重新整理一遍，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发。如今，这两个包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每当看见这两个包，老杨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老杨当旅长那几年，整天忙碌在外，很少回家，偶尔回趟家也是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我想，他当旅长要干的事很多，肯定要多辛苦点。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他变得更忙了。1995年底，老杨当了基地副司令员。他还是成天跑部队，和官兵们一起摸爬滚打。有天晚上，他刚进家门，连鞋也没脱就躺在沙发上，衣服湿漉漉的，浑身直打哆嗦。我问他怎么啦，他说和战士们在水里挖了一天的光缆沟。我又心疼又生气，端来热水给他洗脚，看到他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埋怨他那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命。他却说：“你要知道，带兵就是带士气，领导不带头哪来的士气！”
老杨担任基地司令员后，操心的事更多，身体也更差了。2000年6月，他做了心脏手术，安装了起搏器。回家的第二天就上班，忙起来不仅忘了吃药，有时连饭也忘了吃。我不得不提醒他，说：“老杨，你刚做过大手术，身体不如以前，别把自己不当回事！”他拍着胸脯说：“没事，我的心脏增加了新的动力，现在是50多岁的人，30多岁的心脏！”就这样，他仍然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2002年的下半年，老杨出现了腹胀、厌食、头晕等症状，有时上楼都胸闷气喘，特别吃力。医生多次建议他到大医院检查一下，说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样下去会出事的。他却说：“有本钱就要干革命，不然要本钱有啥用？”我也经常催他去医院，他嘴上说“我一定去”，却因工作忙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11月，他在长沙学习时，突然昏倒在课堂上。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他患了癌症，而且已经接近晚期。
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整体忙碌的老杨竟然扛着这么重的病。那段日子，我一直为他身体担忧。可躺在病床上的老杨，仍然是那么乐观、坚强、自信，反而开导我说：“我的命很大，工作还没有干完，马克思是不会收留我的。”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天天缠着医生要求出院。2004年春节前夕出院那天，我把医嘱递给她，他一看“全休”两个字，就急了：“谁说不能工作？我就不信！”返回基地没几天，他就上班了。那天早上，天气非常冷，他裹着棉大衣要出门。我忍不住劝他：“老杨，你都病成这个样子，就别去了。”他却说：“部队这么忙，大事这么多，我躺不住呀！”说完，在战士的搀扶下离开了家。站在门口，我望着他走走停停、摇摇晃晃、慢慢远去的身影，心都要碎了。战士后来告诉我，不足300米的路程，他竟然走了20多分钟。
老杨历来把工作看得很重，对物质生活却看得很淡，从不讲究。我们家的家具基本上都是“老古董”，睡的床是四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30多年前，他在团里当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打做的；餐桌、柜子是他当处长时自制的，沙发是他当旅长时买的，电视机也用了10多年。1996年，我们家搬到了军职楼。我想借此机会添置一些家具、电器，可老杨只让把房间简单地粉刷了一下，什么也没让买。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原来的窗帘洗完后缩水，短了一截，便对他说：“怎么也得换个窗帘吧，好歹增加点喜庆气氛！”可他却让我买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接上，继续使用。2004年春节期间，驻地市领导要专程到家里看望老杨，机关的同志感到我们家实在太简陋，就背着他买了4把新椅子放在我家客厅里，客人一走，他立即让人把椅子还给机关。
杨业功和妻子在一起。
老杨一生简朴，有些事说出来让人难以置信。在衣着上，一件腈纶秋衣穿了18年还舍不得扔，几条旧衬裤穿的时间太长，松紧带已经没了弹性，我说扔了擦地用，他却让我换根松紧带又穿到了身上，说这些旧衣服又贴身又舒服。2003年3月，老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到北京开会。我想给他买一套西服，几次拉着他去商场，可挑来挑去，他总是看不顺眼。我知道他的心思，就是不想买。我对他说：“老杨，要说你的官也不小了，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也得有点形象，浑身上下连个名牌也没有，多寒酸！”他脸色一沉：“谁说领导干部非得穿名牌？穿名牌就有形象了？朴朴实实形象才好呢。”直到去世，老杨也没穿过一件像模像样的便装。
老杨自己十分节俭，但对别人充满爱心，慷慨大方。那年，他在沈阳做手术，专程到雷锋纪念馆瞻仰，把身上仅有的500元全部捐给了纪念馆。有一个叫宋特伟的孩子，因家庭困难而辍学，老杨知道后，一次就寄去3000元。就在老杨去世前两个月，他还特意嘱咐我，再给宋特伟寄去1000元。几年前，老杨的高中母校举办校庆，向他募捐，原以为他当司令员，可以从公款中拿出这笔钱，但老杨却从我们家的积蓄中拿出1万元捐给了母校。
杨业功手书《公仆铭》。
老杨很喜欢他写的《公仆铭》：“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以德馨。”他说到做到。当旅长时，他写的“携礼莫入”四个字帖在门上。当时我有些担心：“你这么做，别人会不会反感？万一哪件事没做好，岂不让人家笑话！”他说：“我这是警示他人，更是约束自己，既然敢贴出来，我就做得到！”有个干部跟我们是老乡，在副团岗位上干了4年，年龄不小了，很想提拔一下，便拿了一个“红包”来到家里。刚放在茶几上，老杨就火了，生气地说：“有能力不用送，没能力送也没用！”老杨认真地对我说：“拿了红包我的腰杆就不硬了，你见过哪个贪官能打胜仗？”老杨喜欢书法，平时常用旧报纸练字。一个干部便买了一些宣纸送给他，老杨说：“练字本来就是练心境的，我用了你的宣纸，可就写不出好字啦。”事后，我对老杨说：“不就是几张宣纸吗？这点小事还这么认真，你就不怕将来连个人缘都没了？”他一脸严肃地说：“你懂啥？谁说这是小事？别人给你送东西，那是在试探你为官做人的底线，我决不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
1987年10月，杨业功任旅长的当天，就在自家的门楣上贴上“携礼莫入”字幅。
不了解老杨的人，也许会觉得他缺少人情味。其实，老杨很讲感情，待人很真诚，十分疼爱官兵和我们这个家。逢年过节，连队要贴对联，老杨亲自去写，和战士们一起把节日过得热热闹闹的。干部结婚生孩子、搬新房，他就送上一副字表示祝贺。老杨在家是长子，也是孝子。他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是农村妇女，从小就给了他无私的关爱和教育。他经常念叨，一定要抽时间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尽尽孝心，让老人家享享清福。由于工作一直很忙，他这个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2003年2月的一天，他父亲突发脑血栓去世。老杨十分悲痛，连夜赶回老家。面对父亲的遗容，他哭倒在地，长跪不起。对我和孩子，老杨也是充满深情。2000年6月，我心动过缓到北京做手术，当时老杨正在北京开会，只能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赶到医院陪我。手术那天早晨6点，我刚醒来，他已经坐在我的床边，又亲自把我推到手术室。这些年来，我和老杨聚少离多，更没有想到，我们一家人真正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竟是在医院里。
2004年7月1日，老杨的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嘴边，希望听到他对我、对家人、特别是对他年迈的母亲有什么交代，但他断断续续说的是：“一二一”“出发”。第二天凌晨3时50分，老杨停止了呼吸，我大声地喊：“老杨，你醒醒，你醒醒呀！” 可他再也听不见了。
老杨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没有对家人和后事交待半句。我们不埋怨他，因为他不仅属于我们家人，更属于他热爱的部队和追求的事业；他虽然还有很多未竟的心愿，但他做到了把毕生的精力和最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党和人民。作为妻子，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和孩子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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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杨业功的妻子杨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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