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坦荡做人，谨慎用权

　　当前，全国正在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严三实”教育活动，其实质就是推动领导干部在“知”和“行”两方面再向前一大步。从“三严”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消弭盛气凌人的“霸气”，消除“私益秽气”，远离“漠民贵气”，增加政治信任，借此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和官场风气。

　　严以修身消弭盛气凌人“霸气”

　　曾有一个时期，“霸气”的官员并不少见，其中较为广泛的说法是为了实现地方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推进。他们为官理政采取强硬手段，使这些地方“风生水起”，成为“创新”的“典范”。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这些领导干部的初衷如何，这种“霸气模式”一旦开启，有很大的后遗症，其一，没有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仅靠长官意志和个人决策，其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不仅会造成资源大量浪费，而且一些决策失误纠正起来所花成本和工作难度很大，因此表面好看的形象和政绩背后难掩假、虚、空的真实状况。其二，具有个人铁腕治理风格的“霸气模式”，并不具有持久性的效果。虽然“敢为天下先”、“勇为不怕难”、“创新不畏险”这些口号都具有鼓动性，但是如果为官不尊重职责分工原则，以个人为中心，表面“负责”，实为“干预”；这种“霸气”还表现为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随意撤换，表面上“严”，实质上是“苛”。所以，漠视基本的制度原则、程序要求与法律规范，搞长官意志，个人专断，“运动式”的整治风暴，免不了人“走”政息。其三，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反而容易滋生腐败。“霸气模式”采取“人治”色彩很浓的行政手段，往往是“政商一体”，表面上看似乎执行力很强，短期内实现“弯道超车”的“繁荣”，但是违背市场规律，比如在工程建设承包上等本该完全可以采取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运作模式，却要反其道行之的话，难以避免官商勾结的结果。

　　从深层次来看，一些领导干部的霸气，归根结底是缺少“敬畏意识”，更进一步说，是缺少严以修身的结果。古人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表达了君子基本的待人之道。孔子的信条就是“居处恭、执事敬”，他在回应学生什么是修身的时候，采取非常谨慎的方式作答。他先是说修身是“修己以敬”，也就是修身是为了恭敬、认真地接人待物。修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修为，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状态。然而学生似乎不满足地问他，修身仅是这样而已吗？孔子说修身也是为了“修己以安人”，意思是说修身是为了身边周围那些熟人们的安好而已。当学生有所不甘，连续第三次发问时，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这是修身的最高层次，而要达到这个层次难之又难，于是又急忙补充道：“这是连尧舜可能都难以做到的呢。”在孔子看来，如果连“修身敬人”这一点都做不到，如何能够达到“安人”与“安百姓”呢？换言之，修身要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程度才可以为官为政。

　　“严以修身”是为了增强底气，底气足了，霸气自然会少了。霸气看上去威风凛凛，实际上以权压人、以势欺人。“严以修身”是从敬人的态度多检讨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走到第二步“以安人”，融洽和谐的氛围有利于调动同事、下属的积极性。当达到“修己以安百姓”，则一方面为人民谋福祉的为政目的达到了，另一方面已“安”的百姓自然会增加对领导者个人，对整个执政党的政治信任感。明代吕坤在《呻吟语》有一段令人回味的见解，他说：“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深沉厚重无疑是“严以修身”的结果。

　　严以用权消除“私益秽气”

　　“私益秽气”表现为一些官员不安心本职工作，热衷于跑官要官买官，以及暗箱操作、带病提拔、弄虚作假等使得投机取巧者钻营得益，老实人吃亏，使部分人失去了价值坚守的信心。它还带坏了社会风气，社会上某些人以攀官亲为荣，以追奢华炫富为时尚，以鄙穷俭为理所当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作为党的干部，必须永不动摇信仰，做到坦荡做人、谨慎用权，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严以用权”，就是要看管好手中的权力。汉代荀悅写了一部《申鉴》，他提出了用好权力的三个标志和用坏权力的三个标志。一是可以实现儒家的仁政治理天下的理想，二是给老百姓带来恩惠和利益，三是完善自己的品德修养（达道于天下，达惠于民，达德于身）；坏权力三个标志一是凭借权力高人一等，二是凭借权力享受众多的财富，三是为所欲为，纵情恣意。因此，在他看来，在治理得好的时代里，权力是好东西，而在治理不好的时代里，权力是灾难的根源，是坏东西。笔者以为，“严以用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权力有规。用权要有规矩，要讲组织原则，要符合制度和遵守法律，直接行使也好，授权还是受权也罢，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它是公器，不是私人和家庭交易所获利的工具。“严以用权”就要敬权，权力来之不易。其二，权力有界。用权要恰到好处，职守之内，正当合法，职守之外，过犹不及，权力不可能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严以用权”就要畏权，畏权力伤人。其三，权力姓公。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或者授权，公权力的使用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体现在维护公平正义上。“严以用权”就要慎权，慎权是防止权力偏袒，尤其是防止公共决策“嫌贫爱富”，权力对富人的偏好，即是对弱势群体的偏颇。

　　做到“严以用权”者，胸中自有一股浩然正气，或者说拥有浩然正气的权力者，自然也会“严以用权”。其一，邪不压正，公私分明。公私不明，自有“道德风险”，权力很容易转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或者会有意为之，或者是半推半就，或者是始守终弃。而浩然正气者将公私分明视为自然和应当。谢承在《后汉书》用一首诗称赞扬州刺史巴袛：“扬州刺史有巴袛，夜与士对黑暗里。公干私谈分泾渭，欲燃官烛不可以。”表现得何其坦荡磊落！其二，职责所在，非挟私报复。浩然正气者对私益秽气疾恶如仇，他们敬畏权力，是因为权力可以是正义的武器，对付那些用权力谋私的人和事，哪怕是付出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值得欣喜的是，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官场“私益秽气”大为减少，而清正廉洁之风已渐成气候。

　　严以律己远离“漠民贵气”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历高、专业化的知识精英成为执政的主体，他们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也不能不忽视，那就是少数领导干部患了“精英症”。“精英症”的重要特征就是对己、对他人的不同态度，对自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高明、高贵，想问题、做决策都以自我为中心。久而久之，放松对自己要求，对组织纪律漠然视之，听到“严”字就会感冒甚至排斥。对他人，尤其是对人民群众或敬而远之，或冷漠鄙视小觑，有人称之为“漠民贵气”。

　　“严以律己”的核心是要摆正对己和对人的态度。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谈及现代人的道德素质时讲到了三种精神，即纪律精神、牺牲精神和自律精神，越是领导干部，越是社会精英，应该越具有这三种精神，这是对自己的要求。只有“严以律己”，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正消除“贵气”，也才能尊重他人，不会出现“漠民”现象，这是辩证的。

　　明末清初的唐甄在《潜书》中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为政者多，知政者寡。”知政者寡的原因是不懂“结民心气”，他认为即使在军事、财政、思想教育、官员选拔这四个方面都做好了，还不能说达到了治理国家的目标，国家也会发生危险，其原因在没有尊重民众，赢得民心，用他的说法是“见政不见民”，结民心气不够。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毫无疑问是归功于结民心气。当初大多数共产党的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年纪也不大，大多是农民出身，他们对人民有诚意，有感情，有担当，对自己严以律己，在危险时刻宁肯为了人民而牺牲自己，以自己的生命去换人民的生命，民心之气岂有不结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