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尕布龙（左一）在海北藏族自治州下乡调研（7月22日翻拍）。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2011年10月8日，寒露，一位老人走了。
2014年，《西宁晚报》推出评选影响青海历史人物活动。短短几周时间里，晚报热线电话响个不停、微博留言不断、信件纷纷而至……先后有3000多位市民不约而同地向报社推荐他。
这位老人，就是蒙古族共产党员、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
18年奋斗，给西宁百姓留下了郁郁葱葱的南北两山；30年坚持，将自家房子改成“牧民店”，让许多农牧民在省城多了个“家”；50年的奉献，走遍青海的山山水水，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里……他用质朴和执著，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实干本色——他是青海的“忙活人”，哪里工作最苦最累，他就会出现在哪里
在担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22年间，尕布龙很少待在机关，一有机会就往乡下跑，一年要跑五六万公里，几乎每个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他车后备箱常年装着一些劳动工具、一床狗皮垫子、一袋白面、一袋青稞面，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睡到哪里、吃到哪里……
“下乡时，他经常半路下车，绕道步行，走帐篷、串牧户。”曾任尕布龙司机多年的催生满说。
1990年春，尕布龙前往海东地区(今海东市)民和县满坪乡调研扶贫。
在一间破旧的茅舍前，一位农民把他引进屋。这是河口村的陈老汉家，眼前的一切，让他心痛：
窗户残破，四面透风；土坑上的毛毡，满是虫蛀鼠咬的窟窿；墙根儿里的被子，旧得辨不出颜色……
回到西宁，尕布龙彻夜难眠。河口村的所见所闻，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头。第二天一早，他就让司机将家中的六床新被子给陈老汉送去。
“把新被子全拿走了，家里来人盖什么呀？”司机问。
“我们的困难好克服，先帮助群众最重要。”尕布龙说。
此后几年，尕布龙先后帮河口村解决了灌溉、通电问题，还引进了蔬菜种植等多个扶贫项目。如今的河口村早已摘掉了压在头上多年的“贫困帽子”。
辽阔草原，见证他成百上千次艰苦跋涉化解扶贫难题；连绵大山，记住他不知疲倦翻山越岭改善学校条件；奔流湟水，难忘他不计其数地下乡调研关心生产发展……
1985年冬天，一场特大雪灾袭击青南高原，2000多户人家断粮。
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尕布龙已经年近六旬，身边很多人都劝他：“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别去一线了。”
他哪能坐得住，二话没说便跳上连夜赶赴玉树救灾的汽车。
5300米的指挥部前线，积雪足足有一米厚，通往乡村的道路全都被封死。
“群众都脱险了，再回去！”
搬草料、运燃料、安置群众、转移牛羊……尕布龙和大家一起在高原上扛了一个星期，直到晕倒在现场。
“怎么劝他也不听，那是累的啊！”时任玉树州曲麻莱县农牧局局长的阿旺尖措说。
当尕布龙撤下来时，他脸色发紫，感冒引起的肺气肿险些要了他的命。
有人说，只要有工作，尕布龙就往前冲，就像一头老黄牛，几个人拉也不回！
1993年，尕布龙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卸任。老黄牛似乎可以休息了。
然而，命运却给他安排了另一种生活——种树。同年，他被任命为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青海好，青海好，青海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青海生态独特而脆弱，特别是环绕西宁市的南山和北山，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沙俱下。
让南北两山变绿，谈何容易？
“有人说种不活树，那我就种给大家看！”退休第二天，“不信邪”的尕布龙扛着锄头带人上了山。
他决定先在西宁市北山的大寺沟和韵家口两地画出3块示范区。从那时起，他就“泡”在了山里。
早上六七点他就开始挖树坑、抬树苗；中午就在山坡上和工人们一起啃点干馍馍、喝点茶；晚上实在太晚了，就在山上凑合睡一宿……几年下来，原本寸草不生的大寺沟，被成片的红柳林覆盖；原本是乱坟岗的韵家口，也建成了60多亩的苗圃基地。
尕布龙心里乐了，大家心里也敞亮了。
紧接着，他像上足了“发条”似的，又开始带领大家制定南北山绿化的长远规划。
根据西宁气候干旱、土壤缺墒的特点，尕布龙提出“以水定林”的思路，即规划绿化项目时，第一年先动工水利工程，第二年再整体造林。
看到南北两山一年年绿了起来，尕布龙更来劲儿了，他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山上，与山相伴。
有一年春天，风很大，尕布龙带着工人到韵家口苗圃挖红柳苗。收工时，人们发现他不见了，便急忙四处寻找。
原来干了一天活儿的尕布龙实在太累了，靠在苗圃的地埂上睡着了，身上、脸上、耳朵里、鼻子里全是沙土。
“他就是这么个人，心里只装着公家和百姓的事。”海晏县原工商局副局长宁克利回忆道。
从1993年开始植树直至2011年去世，尕布龙在南北山林区的劳动日多达3000多天，就连每年大年初一至初三，他都亲自上山值班，从未间断。
18年来，他带领大伙儿植树造林3.75万亩，栽树近3000万株……如今南北两山的森林覆盖率由当初的7.2%提高到现在的75%，成为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2009年6月，重病缠身的尕布龙住进了医院，他再也不能往山里跑了。医院专门给他挑了一间能看到北山的病房。
为民本色——他是百姓的“知心人”，只有干部多走“操心路”，百姓才能多走“安心路”
“别叫我省长，我就是个牧民。”
那些年，从草原的这一边，到大山的那一边，尕布龙一直是百姓的“知心人”。
从20多岁担任县领导到后来任州领导、省领导，尕布龙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与百姓打成一片。
退休以前，他每年春节回老家都会帮家中老人、小孩多的牧民放羊，好让辛苦一年的乡亲过个团圆年。
青海的冬天，滴水成冰。他总是每天早上七点出去，晚上八点多了才回来。冷了，他就在背风地儿躲一会儿；饿了，就啃几口“冰馍馍”；困了，他就在“冬窝子”里眯一会儿……
有人说，何必如此讨苦吃？
“不知道老百姓甘苦的人不配做共产党的干部，而只有像老百姓一样艰难地生活和劳动过，才能体会老百姓的甘苦。”他讲道。
在别人眼里，他活得太累，每天都有办不完的事，帮不完的人。但在他眼里，这是不忘本，是在报恩！
1926年，尕布龙出生在青海省海晏县一个贫苦的蒙古族牧民家庭。
长大后，他给牧主头人家放过羊，当过民夫、干过苦力，与草原上大多数农牧民一样，一直在苦难中度日。
那天，共产党来了，解放军来了。他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
1952年6月，26岁的尕布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将尕布龙送到高等学校培养。
1971年，尕布龙担任青海省委常委、省畜牧局局长，他的家也正式安到了省城西宁的畜牧局大院。
尕布龙“喜欢管闲事”，没有官架子，他对老百姓好早已名声在外，许多到西宁办事或看病的贫困农牧民群众，都会找上门到他这儿落个脚、吃个饭，他的家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牧民店”。
当时，尕布龙住在畜牧局的平房里，家里没有沙发，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是在各屋里摆了十几张简易的板床，家里每天都吃住着少则七八位，多则几十个来自各地的农牧民群众。
有时候，房间里实在住不下了，就在院子里搭几个帐篷。
有人问他：“这些人是你的亲戚？”
“不是。”
“那是熟人？”
“也不是。”
“那你们认识？”
“不认识。”
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他乐此不疲，每次有农牧民远道而来，他都像见了久别的朋友，问寒问暖。
“他不仅一分钱不收，还出钱帮忙。”曾任尕布龙秘书的袁兆盛感慨道。
一次，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藏族牧民的孩子患上了急性脑膜炎。
尕布龙马上联系医院。在连夜抢救的十几个小时里，尕布龙就像守护亲孙子一样，一直在抢救室外面焦急地等着，直到孩子转危为安。
“尕省长，是你救了我孩子，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根子啊！”孩子家人激动地拉着尕布龙的手，边说边流泪。
他却说：“是医生救了你孩子，要谢就谢党和政府吧！”
尕布龙常说，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为了照料好农牧民的生活，尕布龙家里常年生着煤炉子，每天要做5锅面条，每月要买两三百斤面粉，每年要烧五六吨煤……
今年81岁的蒙古族牧民彭措上世纪70年代曾在“牧民店”当过3年厨师。
“人多的时候，家里架着3口大锅，几拨人得轮流吃饭。尕大哥和大家一起吃，从来不开小灶。”彭措说。
1979年，尕布龙担任青海省副省长，按规定要搬进通水通电的省政府家属楼。他却很不情愿，仍坚持住在畜牧局的平房里。他担心省政府家属区进门要登记，农牧民大多不识字，来找他就不方便了。
直到1988年，青海省政府办公区与住宅区分开，尕布龙才搬进了政府住宅楼，“牧民店”也随之搬了进去。后来，他又搬到了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家属院，“牧民店”继续如影随形。
盛夏寒冬，周而复始。30多年来，尕布龙的“牧民店”迎来送往着一批又一批农牧民群众，总数不下六七千人。
“我是从金银滩草原一路走来的放羊娃，是人民养育了我一辈子，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他说。
尕布龙走了，而一个共产党员真挚而坚定的为民情怀，永远地留在了大家的心中。
党员本色——他是干部的“引路人”，百姓用他量出干部的“高矮”，干部用他感知百姓的“冷暖”
“他天天穿着蓝大褂，啥时候都是半腿的泥，身上也是土，跟我们一样。外人不知道他是省领导。”北山护林员段国禄回忆道。
为了能帮助更多的人，尕布龙对自己“抠门”得厉害：
他平时经常抽四五块钱的劣质纸烟，蓝布大褂已经洗得发白，衬衣上打着补丁，唯一一件呢子料的中山装穿了十几年……
有人劝他：“你是省领导，总得多买几件上得了台面的衣服吧？”
“比起草原上的牧民，我已经穿得够好了。”他说。
尕布龙对饮食的要求更是简单：早饭只要有酥油炒面、馍馍和熬茶就可以，最多一两个月出去买几根油条；午饭通常是土豆、萝卜、粉条炖成的大锅菜就馍馍；晚饭基本上就是煮点面片……
由于他平时帮助的人太多，遇到钱不够的时候，得向身边的司机、秘书借钱。
尕布龙不仅对自己“抠”，要求还特别“严”：
他下乡，总是和秘书、司机同住一屋，不住单间。
吃饭更是越简单越好，一般只要面片和牧民们常喝的老茯茶就行。每次下乡吃饭，都要付钱，而且司机、秘书也要各算一份。
有时候，为了不给基层干部群众添麻烦，干脆就用开水泡馍馍凑合……
上世纪80年代末，尕布龙去大通县桦林乡调研。临近中午，一位乡干部向另一位干部挤了一下眼睛，那位干部就会意地去准备午饭了。
“你们眼睛挤什么？”尕布龙发现后问。
乡干部说：“我们准备了只尕羊，想赶紧宰了做饭。”
“这样挤眼睛，一年要挤掉多少只羊哩？”尕布龙说完便起身离开，执意到附近小饭馆去买饭吃。
乡干部只得赶紧按他的意思去做了一锅面片。
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子里搞调研，中午在村干部家吃了一顿家常饭。他要付钱，村干部说什么也不收。
他没办法，只好先离开。但是车刚刚开出村口，他就将算好的20多元饭钱让司机送了回去。司机说：“为了这么几个钱来回折腾，值么？”
“账不能这么算！领导干部多吃多占养成自然，就会败坏党风，丧失民心啊！”尕布龙义正词严地说。
在别人看来，他的“严”有时候近乎“不讲情面”：
1991年，海南藏族自治州举行青海省州地市人大工作联系会。开会前，尕布龙让秘书告诉会务组，饭菜越简单越好，一律不准上烟酒饮料。
结果在会议结束那天，饭菜比前几天好了些，还上了烟酒。他一进餐厅立刻脸色铁青：“同志们呐，南方一些地方正在遭受洪灾，但我们还在这里大吃大喝，能吃得心安吗？”
后来，桌上的烟酒、饮料及大部分菜品被撤下，尕布龙还是让会务组按照全部菜品价格，认真清点折算，由吃饭的每人平摊，把钱全部捐给南方灾区。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吃饭不给钱，就会‘吃’坏风气，就是大问题了！”他说。
尕布龙不仅对自己“严”，对身边的人要求也很“严”：
“凭你自己的本事去做事，走个‘后门’帮你去求人，这个没有。”在尕布龙女儿召果力的记忆里，这是父亲对家人常说的话。
他一生没有亲生儿女，身边的一双儿女是他的养子和养女。1990年，尕布龙的大外孙东主仁青报考中专，仅仅差了2分。当他怯生生地向外公求助时，却吃了闭门羹。
知道外公脾气的东主仁青，选择了复读，并于第二年考上青海大学医学院专科。毕业后，分配到海晏县甘子河乡的一个砂场当修理工。
“当时，省城好几家大医院的领导主动提出东主仁青到他们医院工作，学以致用。”曾经当过尕布龙司机的杨杰说。
“上面分配他到哪里，就在哪里干。”尕布龙婉拒了大家的“好意”。
“人不能只顾自己家，要多为别人家想想。”
他在西宁连间房子也没留下；他的儿子尼玛才仁至今仍是一所高校保卫科的普通干事；女儿召果力刚刚结束几十年的牧民生涯，在海晏县城租了一个摊位卖馍馍；小外孙道日杰加木措依旧在草原上过着放牧生活……
尕布龙，一个总想“对自己更严一点儿”的共产党人。
在他人生最后的两年时间里，医院的楼道里、走廊上每天都挤满了来看望他的百姓，他关心、帮助过的人们把发自内心最深处的祝福给他。
尕布龙走了，他留下话：后事一切从简，不能收受任何财物，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例外……
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千里迢迢、扶老携幼，为他送行……
尕布龙走了，他两袖清风离开了这片他热爱了一辈子的草原、青山、土地，却留下了让子孙后代们“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深情嘱托，留下了老百姓心底由衷的敬佩和赞叹，留下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卓然风范……
“清廉表率尕布龙，为党工作几十年；百姓个个夸不停，他成了感动青海的尕老汉……”一首“花儿”小调传遍了青海，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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